“武大精神”的价值内涵是丰富的，表现为多方面和多层次。因而，对“武大精神”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思维、意识和一般心理状态的内涵上，要从其实质性经久不息的活力和创造力方面去理解。因为，武汉大学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的教育硕果，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是如此，既培育了大批英才，又为抵抗日寇侵略、保卫武汉做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这是“武大精神”的鲜明个性和品格。

我拟着重谈三个方面，即纳贤、尊师、育英才，这也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近60年的历史认知和内心感受。

纳贤

高等学校环境的优劣，对学校发展有重大影响。环境优良，人才就会聚集，教育事业就兴盛发达。否则，人才就会流失，教学科研工作就难以上升。环境既是凝聚力，又是吸引力，而且还是创造力。

武汉大学的环境是奇山秀水，幽然怡人。郭沫若在他的《洪波曲》中，盛赞武汉大学是江城的“物外桃园”。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武大的自然环境美是名扬国内的，而它的人文环境之优，更是为学者所仰望的大学堂。

武大的人文环境，不仅具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精神，而且具有褒奖成功、包容失败、倡导反复尝试的宽松氛围。特别是历届校领导，他们本身既是学者，又是具有孕育栋梁之博大胸怀的、爱才惜才的教育家。他们为把武汉大学办成有个性、有特色、高水平的知名学府，竭尽全力营造有利于学术自由、开拓创新的教学和科研环境，积极纳贤求才，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反响。

正因如此，许多在海外学有建树、专业造诣深厚的学者，都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条件、良好的治学环境和先进的实验设备，主动落驾武汉大学，如群凤归巢般进入诸多学科。其中为武汉大学赢得长久美誉，做出杰出贡献的“哈佛三剑客”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就为武汉大学的法学、历史、经济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夯实了深厚基础，取得了学科成就和知名度，培育了一代代英才。在“哈佛三剑客”影响下，一大批知名学人进入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不仅从国外，也从国内引纳著名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纳贤之例，是李达校长通过高等教育部，把划为右派不被委派工作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先生，请到武汉大学任教，为武大化学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培育了一批骨干教师，并带动了兄弟学校化学专业的发展。李达校长爱才惜才之举是出了名的，为了引进人才，他救护了多名被其他高校划为右派的学者，把他们请来武大任教。

武汉大学的这种纳贤精神和传统一直传承至今。近几年，在李晓红校长主持下引进了多位专家。其中最能表明武大纳贤精神效用的，就是舒红兵院士来武大任教的故事。

尊师

从武汉大学纳贤精神的传统看，尊师精神已蕴于其中。据老一辈武大人说，历届校长如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都是倡导和践行尊师的教育家。

尊师是武汉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抵制批判了不尊重教师的左倾错误，他对所有教师，包括刚毕业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都以礼敬的态度待之。如逢年节，他亲自去系主任教师家里，当面致贺问候，数年如此。

1956年，李达为重建哲学系，利用在北京出席党代会的机会，向北大哲学系邀请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到武大任教。他派车把我、李昌登、杨敏才三人请到其住处交谈。他亲自在房门外握手迎接，十分和蔼亲切地说：“我喜欢年轻人，我也是从年轻时做起的。年轻人十年之后，一个人顶两个。欢迎你们到武大任教。”我们听了李校长的话很感动，表示了同意来武大的意向和态度。

李达为尊师爱才，甚至敢与时政主流倾向相逆而为。1956年，他通过高教部请到两位中年骨干教师。其中一位若不是被及时调来武汉大学，在北大肯定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李达在北京致函时任武大哲学系副主任，要他找总务长安排房子，信中说这位教师“家有大小八口，要求在二区或三区能有大小七间房子。此事请和洽卿同志（总务长——引者注）恳切谈起，一定要做到，哲学系教师很难找人”。（见1956年6月3日致余志宏信）因而，这位教师就躲过一难，全家得到如意安置。

李达尊师精神的另一特点是，具有才干的学者愿来武大任教的，他不顾人事部门条条框框限制，坚决把这位学者请进来，使人事部门的当权者甚为不满，乃至文化大革命中，这位人事处长借机把“破坏人事制度”的罪名扣在李达身上。

李达对年轻教师的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利用暑假积极备新课的教师更为关心。1953年，为组建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他把青年教师请到庐山编写讲义和教材。在北京参加政务活动期间，他多次在致函陶德麟的工作书信中，非常关心地问及陶德麟同志失眠的症状，并问及青年教师李少白夫妇的病情是否好转，等等。总之，李达在武汉大学任职十多年中，始终以身作则倡导和践行尊师精神，形成了武汉大学校风的核心内涵之一。

育英才

从当前高校排序评估的乱象看，存在着如何科学认识教育的问题。在某些评估机构和个别大学校长心目中，似乎获得了多少奖项、发表了多少科学研究论文，才是衡量大学水平和办学成就的核心标准。这是不确切的片面性观点。

从大学教育发展史的普遍规律看，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才是衡量大学的核心标准。因为，从育人为本的根本要求说，本科教育既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又是形成培育英才的沃土。本科生教育，既是青年学生掌握服务社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阶段，又是他们初步形成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所以，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主要靠大量的本科毕业生。因此说，本科生教育是育英才的基础。所谓育英才精神，就是重视本科生教育。在这个方面，武汉大学具有优良传统和科学举措。

第一，请名教授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据老一辈学者回忆，在武大读本科时，第一学期就听名教授讲课，倍感鼓舞，激发起勤奋学习的兴趣和决心。如张培刚先生在回忆中曾说：“谈到大学时期的国文课，我还要特别提到中文系刘頣（博平）教授。博平老师早年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当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良好的校风和教学惯例，那就是‘凡属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不论是为本系学生开的，或是为对外系学生开的，都必须派最强或较高水平的老师去讲授’。所以当我到了经济系本科一年级这个大系的班次时，学校特委派刘博平老师讲授国文，仍派程纶副教授讲授数学，又专请生物系台柱之一的何定杰（春桥）教授讲授生物学（当时按学校规定：文法科学生要选读一门理科课程）。”

上世纪50年代，李达任校长时，就规定重视本科生的基础课教学，他不仅要求教务部门派水平高的教师讲授本科生基础课，而且亲自为哲学系1956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讲授《历史唯物论》课程。他要求青年教师认真备课，把备课看作是进行科学研究，强调“不进行研究难以提高教学水平”。在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他要求青年教师真正坐下来阅读有关提高课堂教学的著作，并严厉地对青年教师说，“你们要坐下来，要把板凳坐热，不能多搞劳动！”这充分说明，李达校长对本科生的基础课教学非常重视。

第二，在武汉大学教务史上，还有这样良好的传统：派水平比较高、教学方法比较好的教师为外系本科生讲授基础课。如当年物理系、数学系为哲学系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的教师，不仅专业水平高，而且还结合哲学专业特点，将物理学、高等数学有关知识与哲学思维方法结合起来授课，深得哲学系学生欢迎，激发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样，哲学系承担的外系哲学课，同样也派本系骨干教师去讲授。这个优良传统如同前者一样，为以后群英涌现创造了应有的良好环境。

第三，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拥有许多前沿性的图书资料和名教授的讲义著作，理工医科的科学研究实验设备也是先进的，为本科生的成长和创造力提供了优良环境。而各院系各专业的图书室、实验室，为学生搭建了锻炼展示才能的平合。

第四，在武汉大学育才精神中，还有更为可贵的“爱生”传统。诸多历届校友的回忆和返校聚会座谈中，均有感人事例。老一辈教授对学生的关爱，不仅是生活的关爱，还有思想和人生方面，更有专业治学方面。他们将自己研究问题、查阅资料的方法告诉学生，甚至将自己的手稿给学生研究发表，自己还不署名。这是对学生的全面关爱，是为国家和社会种植良才的艰辛劳动。这在老一辈学者身上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他们对每届学生都予以全面关爱。在他们关爱的学生中，多数人成长为知名学者，或承担社会建设事业的骨干人物。

武大教师对学生关爱精神的传统，对我本人的熏陶和影响是深刻的。使我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即：尊师爱生，生是主；教学相长，学为重。

所谓“生是主”的内涵有两层，一是就社会发展看，学生承担着社会历史的未来使命；二是就专业学科发展创新看，未来他们是主导者。因而，教师要服务好学生的在校学习，当好“人梯”。

所谓“学为重”是指，教学重心在学生的“学”上。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如课前调查学生原有的知识背景和学业基础、课堂接受情况等，在课堂讲授中重点通过讲解知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一句话，讲解教材知识，要以启发和提高学生的思维方法为重心。

总之，对大学本科生的教育，是大学致力人才成长的基础，也是整个大学教育的基础。学校要高度重视本科生教育，要激发本科生的主体意思、自觉意识、创造意识，要培育他们的主体价值感和主体责任感。重视本科生教育，就是在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英才群体。（朱传棨）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武大精神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