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德麟先生八秩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陶德麟先生，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共同庆贺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80华诞。在此，我谨代表武汉大学，向陶德麟先生及夫人吴佩钧女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在座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同行及社会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先生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学术界誉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陶先生带领并指导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团队，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课题，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武汉大学哲学学科能有今天的学术影响与地位，陶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陶先生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积极参与并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先后撰写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等重要文章，在全国作相关学术报告20余场，在理论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证，对于澄清当时理论上的困惑、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理论界称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

作为教育家，陶先生学高德范，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人生的宝贵年华奉献给了武汉大学，奉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陶先生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举办了百年校庆活动，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确定为武汉大学校训，这一校训继承了武汉大学百年来的优秀传统，体现了先辈时贤对大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精心凝炼，成为武汉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当时学校领导班子提出和确立的“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以及国际化的办学思路，振奋人心，对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今天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之大，在于学者之大、学术之大。尊重学者、崇尚学术是大学永恒的价值准则。今天，我们举办陶先生80华诞庆典，不仅要回顾陶先生的功绩，还要研究和传承陶先生的精神。合校十年的新武汉大学，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武汉大学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面向实际，资政育人，锐意创新，着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过程中，我们应该从陶先生几十年为学、为人、为师、为事的宝贵经历和精神财富中得到深刻的启示、汲取丰富的营养、增添强劲的动力。

陶先生坚持真理、严谨求实，堪为学界楷模。陶先生曾长期担任李达老校长的学术助手，忠诚地承继了老校长优良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范。李达老校长曾提出：“一个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了就把摊子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陶先生经常引用李达老校长的这段话，并将之践行始终。无论是在屡受迫害、九死一生的年代，还是在成为学术权威、担任校长的岁月，陶先生始终将坚持真理作为处世为学的圭臬。他在改革开放之初，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畏与执着，积极投身于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与他长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是分不开的。早在1956年，他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的有关内容，并使该书在修订时修改相关内容；同年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为什么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等论文。联系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作为苏联哲学权威的显赫地位，是可知这样做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的。如果没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是断然做不到的。

陶先生坚持做有理想有信念的学术研究，多次提出“与当代亿万人民的实践血肉相连、站在人类智慧的窗口不断地回答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并指明人类发展远景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既作为人类谋求幸福的科学真理去追求，又作为党的伟大事业去研究，做到了真信、真学、真用。他继承并发扬了李达老校长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坚信哲学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他的哲学研究，始终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相结合、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相联系，从哲学上回答当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成了他哲学研究的使命，也成了他哲学研究的特色，体现了他所追求的“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相统一”的哲学研究境界，为我们树立了治学的典范。

陶先生胸襟宽广、豁达仁厚，尽展人格魅力。他在学术上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自己的立场，但却不可褊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要善于有分析地吸纳，不可盲目排斥”。正如有哲学家在回忆文章中所指出的，“他是能最早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求实态度的哲学家之一”。

陶先生洞彻世事、乐观豁达。身处“文革”逆境，他仍以超常的意志，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历史和外文；在痛心祖国误入歧途的同时，他坚信中国不会就此沉沦。他偷偷写下的诗作“临歧自古易亡羊，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就是他苦难中乐观淡定心境的生动写照。

陶先生待人谦和、宽厚仁慈。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人无完人，要看到和学习别人的长处，要能容人之过；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讲信修睦、广结善缘。”对于与自己不一致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思路，他总能宽容对待；对于别人的求助，他总是尽力满足；对于曾经误解甚至打击过自己的人，他也能够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在需要帮助和关心的时候给予照应和提携。

为学者，先为人。学者治学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还要具有深邃的学术眼光、深广的学术气度，特别在为人处世上要胸襟宽广，有谦和、融通之心。在学术品格和为人品质上，陶先生堪称典范。

陶先生润泽桃李、奖掖后学，体现大师风范。陶先生在武汉大学工作至今已有57年，为哲学教育、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以陶先生等学者为主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几十年来惠及无数学子，至今仍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相当多受其教诲的学子已成为学术带头人、企业界精英、政府高级领导等。

作为学术界前辈和权威，陶先生对年轻人寄予厚望，怀有“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良好愿望。他总是不余遗力地扶植、帮助年轻人，想方设法为年轻人的成长铺路搭桥，提供舞台，甘作人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众多中青年学者都得到过他热忱、无私的关怀和关照。今天大家手里的《陶德麟先生80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60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收录有许多陶先生提携晚进、奖掖后学的故事，许多已成为哲学界的美谈。

在学生的眼中，陶先生行的是“不言之教”，严慈相济、循循善诱、润泽桃李；在校内同仁的眼中，他“道不远人，非大德难为师范，是真佛但说家常”。正是他的师者风范，在武汉大学的师生中树立了一面旗帜，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树立了一面旗帜。

陶先生孜孜以求、开拓创新，彰显大家气魄。自1984年至1997年，陶先生先后担任院系和学校行政领导职务。在担任哲学系系主任期间，陶先生与同事们一起，励精图治，使武汉大学哲学学科日新月异，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几家哲学院系之一。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陶先生竭忠尽智，亲力亲为，带领当时的班子成员，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大力推进综合改革，学校各项事业得以稳步发展。为延揽人才，陶先生大力倡行“一将难求，三军亦不易得”的人才观；学生因为各种苦恼写信求助于他，他总是耐心地亲自回复；学生反映宿舍漏水，他带领相关部门同志亲赴现场查看；为了拓展办学空间、为了推进国际化进程、为了改善师生员工工作和生活条件，他殚精竭虑，东奔西走，付出极大努力。他在学校领导岗位上团结合作、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充分体现出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会责任感、强烈的爱校情怀和担当精神，对于当前武汉大学的发展仍然具有强烈的启迪。

在此，我还想特别提一下近20年来陶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关心。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教育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我作为中心的副秘书长结识了陶老师，他作为中心副理事长，给我以及给当时任秘书长、今天在场的田心铭教授以悉心的工作指导。90年代中后期，我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无论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陶老师都给过我热情的帮助。本世纪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后，陶老师更是从多方面给我大力的支持。悠悠岁月，相识相知；丝丝入扣，关怀备至；谆谆教诲，永以为志。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学，“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在武汉大学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精神领域需要百科全书式的和具有深厚学术积累的学问家，更需要塑造时代精神的思想家”。今天，我们以这种方式为陶先生祝寿，就是为了学习和弘扬陶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气和学术风范，为武汉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让我们共同祝愿陶德麟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研讨会圆满成功！祝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和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本文系校长顾海良10月31日在陶德麟先生八秩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