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演讲“《孝经》孔传与王肃注考证”，陈先生首先指出我们的认知大都有一元论的倾向，非此即彼，而历来对三部《孔传》（《尚书孔传》、《孝经孔传》、《论语孔注》）的研究即可体现这点。而后，陈先生专就《孝经孔传》作详细讨论。《孝经孔传》作者，有三种说法：《隋书·经籍志》载当时学者以为刘炫伪造；清人丁晏认为三部《孔传》皆出王肃一手；今人胡平生、李学勤以其书为孔安国原著，不伪。陈先生对此三说逐家检讨，论证其非，详细考证《孝经孔传》不可能为刘炫伪造，三部《孔传》亦不可能同出于王肃之手，更不能为孔氏原著。复从此书之体例而言，认为此书类乎后世讲疏家之体，非复汉魏传注依文训解之朴质。最后考证《孝经孔传》当成书于《论语孔注》、《尚书孔传》之后，其年代约在东晋之初。

第二次演讲“年代学与学术研究方法举隅”，陈先生首先指出历史研究的三个要素：历史本体、历史材料和历史解释。并以其1983年所写的《比目鱼》出发，说明年代在感受文学作品的特殊意义。之后，陈先生就数则材料具体讨论年代学在学术研究上重大作用。根据陈先生所讲次序，可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前人认为唐玄宗不注古文《孝经》而注今文，是因为古文有《闺门章》而有所讳，陈先生考证明皇注《孝经》时在开元十年，而杨玉环入宫时尚在开元二十二年，即杨氏开元六年方生，焉能于其五岁时，而明皇注《孝经》便有所讳？第二，戴震尝言：“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此语多为后人诟病，以为戴震眼高于顶而贬低钱大昕，而陈先生说，戴东原殁于乾隆四十二年，是时钱大昕只有一本诗集问世，而我们所熟知的钱氏皇皇巨著都是在戴震逝后的二十七年间写成，戴震此言非但不是贬低钱大昕，反而是极为推崇他，历史也证明戴氏所言不虚，东原逝后，干嘉亦无人可与晓征比肩。第三，关于王引之的学术成就问题，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中说《疏证》最后一卷释草木虫鱼鸟兽，为王引之作。此序标明为嘉庆元年，而嘉庆二年《经义述闻》首刻本中却无涉草木虫鱼鸟兽之处，殊为可疑；且由王引之《行状》所载自乾隆五十五年入都至嘉庆四年中进士，王引之数次不第，习场屋之文且不暇焉能精研经术，且识见不让其父乎？又乾隆末年卢文弨、钱大昭皆为《尔雅》作注，卢氏已成第九第十两卷，而念孙则成书首数卷，卢氏望念孙可与之合刊，王氏未作表态，自为疏证全书，言末卷为其儿子作，亦担虑己之名物不及卢氏，勿为他人笑也。非仅《尔雅疏证》末一卷，甚至《经义述闻》（引之谨案）、《经传释词》、《字典考证》，是否为王引之作，皆有重大怀疑，论证不一而足。第四，今北京所藏段玉裁《说文解字读》并非依其所言为五百四十卷，且内容仅为校勘字句，未见阐发；北京本时在乾隆五十二年，自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段氏全力至于《古文尚书撰异》之上，于《说文注》不见用力，乾隆五十七年秋《与刘端临书九》中自言尚未做到示部，义例亦有待审定，可知段氏并未做《说文解字读》，而因当时学者皆言其抄袭王念孙、钮玉树诸家，故杜撰《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部以销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