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出席23日—25日在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召开的“新儒家与全球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应美国威斯里安（wesleyan）大学哲学系主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斯蒂文·安靖如（Steve Angle）教授和美国Loyola Marymount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蓉蓉教授的联合邀请，2006年2月19日至3月10日，我在美国几所大学作短期学术访问，并顺访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我于2月19日下午4：50（美国时间）到达洛杉矶机场。休息一天后，于2月21日下午四点，给Loyola Marymount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作了一场小型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思想传统中自由的语词、概念与观念”。由于这篇报告有英译稿，我第一次尝试用英语向美国的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并在王蓉蓉教授的协助下，第一次尝试用英语回答问题。

2月22日晚八点多钟到达美国东部的小城米德镇，休息一天后，24—25日两天，参加“新儒家与全球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是：“明清时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理想与当代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出席此次会议的大陆与台湾学者还有：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彭国翔教授、台湾佛光大学的沈亨民教授。其他全部是美国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

会议结束后，应杜维明教授的邀请，部分与会学者于26日又去哈佛大学参加波士顿儒家的讨论会。在26日的讨论会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波士顿儒家”还细分为两派，查尔斯河北以杜维明为代表的为孟子学派，查尔斯河南以南乐山为代表的为荀子学派。也正是在此次的讨论会上，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听懂了他们所讲的内容，第一次用英语向他们大胆地提出问题。晚上，继续参加在杜先生家中举行的小型讨论会。第二天上午，又参加了由杜先生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儒学讨论会。此次主讲人是杜先生本人，他演讲的主题是：“刘宗周的《人谱》”。由于面对的都是中国学者，杜先生用汉语讲课。

经过安靖如教授的细心安排，3月3日下午，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沙龙（SEMINAR）。该学术沙龙一直由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教授主持，每月一次。我参加的是第576场。此次学术沙龙上，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狄百瑞先生。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著名专家，现年已经九十多岁了。在此次学术沙龙上，我与彭国翔教授共同作为主讲人，每人演讲与讨论的时间为一小时。我主讲的题目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与晚明儒家经济哲学的新突破”。整个演讲与讨论的语言是英语，虽然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在讨论中，听懂了狄百瑞教授、安靖如教授提出的一些问题后，还是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如狄百瑞教授要我注意明清之际日本与韩国的早期近代化思想，而安靖如教授要我进一步分析顾炎武等人的“合私成公论”与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分析中西近代性思想的异质性。

3月5日，我从米德镇回到洛杉矶。3月6日，我从洛杉矶乘灰狗（Greyhound）去拉斯维加斯，拜访了美田大学（Manisfield UNiversity）荣休教授唐力权先生，并向他请教了由他提出的“场有哲学”最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情况。在灰狗上，我了解到了美国中下层人的生活状况。看到很多有严重肥胖症的人，我直观地意识到中下层美国人的生活饮食习惯有问题。

在此次短期的学术访问中，通过与美国教授的交流，我了解到近十年来美国人文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的态度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十年前，如果有人向美国的同行说“中国哲学”，他们就会问：中国有哲学吗？现在，如果现在有人向美国同行讲“中国哲学”，他们会说：哦！中国哲学，我不懂。尽管其中还包含着对中国哲学的不屑神情。另外，在Loyola Marymount大学，由王蓉蓉教授精心组织的教授午餐会上，我向该大学的人文学院部分教授介绍了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及哲学系的情况，他们对中国及武汉大学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希望有机会来中国及武汉大学作学术交流。也正是从这次午餐会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前美国学术界正在掀起的新一轮中国热。也正是在这次短期的学术交流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如果有一大批深切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同时英语又能自如地表达中国哲学深奥内容的学者，经常性地出入英语世界的各种学术论坛，甚至到美国的各高校进行学术交流，整个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将会大大地改观！

中国哲学如何跨越语言障碍走进英语世界，将是现在众多志存高远的青年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挑战！仅有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等海外当代新儒家是远远不够的！（200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