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哲学研究》卷首、自序和目录卷 首 语古典思想曾赋予动词“是”以至高无上的位置：动词“是”之所以盘踞在语言的边界上，既是由于它是词之间的最初联系，同时也是由于它执有着根本性的肯定力量（没有这个词，万物都将沉默不语）；它标志着语言的门坎，指示着语言的特殊性，并且以一种不可磨灭的方式将语言与各种思想方式联接起来。与此相反，19世纪以来实行的对各种语法结构的独立分析却把语言分离出来了，斩断了语言与判断、赋予和肯定之间的联系。过去在言说与思想之间由动词“是”保障的本体论过渡如今被截断了；语言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存在。正是这个存在才拥有支配自身的种种规则。——福柯：《词与物》这些思维规定就是事物的内在核心，但是它们同时又是我们常常挂在口边上的名词，因此又显得是异常熟知的东西。但是这类熟知的东西往往又是我们最无所知的东西。例如，“是”就是一纯粹思维规定，但我们平时决没有想到把“是”作为考察的对象。大家平时总以为，绝对必远在彼岸，殊不知绝对却正在目前，是我们凡有思想的人日用而不自知的。所有这类的思维规定大都包含在语言里面。要有相当高教养的人，才能够把他的兴趣指向这种逻辑的纯粹规定。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紧紧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黑格尔：《小逻辑》这个随便哪一个是者都有份儿的“是”，这个由此而散落在最熟悉的事物中的“是”，却是世间所有事物中最独一无二的事情。假定根本没有“是”的不确定的含义，并且我们也不领会这个含义是什么意思，那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就会是在我们的语言中少了一个名词或动词而已吗？不是这回事。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语言了。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会被提到与论到这回事了。若没有领会这个“是”，我们就连对我们的此是说一声“否”都做不到。因此，“离开‘是’这个空词而转向各种特殊的是者！”不只是一个性急的指示，而且是一个最高度成问题的指示。这条指示嘲弄了它自己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时代的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来治愈。哲学家们总是在他们的眼前看到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避免地总试图按科学所运用的方法来提问题、答问题。这种倾向正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并且使哲学家们走入一片混沌不明之中。——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褐皮书》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作 者 自 序本书的写作背景往大的方面说涉及到一场跨世纪的学术争鸣。早在上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陈康先生就指出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的根本困难之一是on、being、Sein等关键词皆非中文所能译。80年代初陈康先生在大陆的几位弟子再次提出being的汉语翻译和理解问题。在此后的20年中，这方面的讨论从未间断过。当新世纪来临之际，汪子嵩先生和王太庆先生共同推出长篇论文《关于“存在”和“是”》 。两位前辈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据说在2001年9月于济南召开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术年会上，争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清华大学哲学系王晓朝教授叹其“为汉语学术界数十年来所罕见”。会后编出两大卷近百万字的论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全国外哲史学会理事长王树人先生在序文中说：“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集。这是中土外国哲学界几代学者对西方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一次重要聚集。聚集的焦点是西方哲学奠基性范畴einai（to be，sein）。在这里，不仅有反映中土学者研究水准的学术争鸣，而且还有经过学术沉淀的历史回音和对未来充满创新的希冀。”“不难看到，中国哲学研究正是在这里有了一个重要的新起点。” 我的专业不是外国哲学，之所以也被卷入这场争论，是因为同汪子嵩、王太庆两位老师交往的缘故。直接原因则是王先生1993年发表在《学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当时，我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哲学危机。王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给我带来转机，首先是因为作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王先生原是不少西方哲学原著的中译者，我们后学所知道的西方哲学名词术语有不少是从他那里传出来的。可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先生却向他的弟子们现身说法，说他通过学习希腊文深入钻研反复思考了许多年以后，发现他在几十年前的旧译是错误的，需要推倒重来，声明要消除由他所造成的那个误解。在许多人看来，这样作等于把自己毕生的学术成就或贡献全部抹杀了。然而王先生的这种自我批评不是出于任何外部压力。由此我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为真理而真理的哲人品质，并相信他这样说肯定是有道理的，决不是为了图新鲜或赶时髦。近读梁志学先生的译著，得知王先生早在1982年就针对黑格尔全集的编译工作说过：“全部问题都在于如何翻译作为开端的Sein，这是一个大祸根”。王先生还按他的想法对黑格尔的《小逻辑》进行过试译 。这说明王先生对上述问题确实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学术方向。也许正因为我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尚未养成那种专业性思维习惯，即把“to be”翻译成“存在”然后再把“存在”想像成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对王先生前后两种不同译法间的差异特别敏感。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们原来说的“存在”就是“是”，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岂不就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想法足以让人震惊，因为它涉及到恩格斯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我带着困惑写信向汪子嵩先生请教，汪先生当时正在洛杉矶探亲，辗转收到我的来信后，立即从那里给我回信（见附录一）。汪先生在信中陈述的看法，使我相信我的困惑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错觉，而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汪先生还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王太庆先生。此后，我每遇不懂的专业问题就打电话向王先生请教。王先生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一个观点：一旦我们转而从“是”的角度去理解西方哲学，就会导致对整个西方哲学的重新理解。我试着从“是”的角度去重新阅读西方哲学经典原著，果然发觉原来许多不好理解的问题，这样一变就变得较好理解了。我意识到这里蕴藏着新的学术生长点，于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客串到西方哲学领域，并在导师陶德麟教授的支持下，以“是”的问题为题于1998年完成了一篇近30万字的博士论文。汪先生和王先生十分欢迎我的这篇博士论文。事后我把“答辩辞”寄给王先生，表达我做这项研究的一些想法。王先生看后，觉得我是向他交心，于是也向我写了一封交心的信（见附录二）。信中说：“你为哲学吃了许多苦，但是今后还要搞哲学。这当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希腊人说的爱智慧的意思。我也有此心。所以年龄虽然大了，只要还活一天，总愿意还做一点有益的事。这就是揭露我们中国人思想中的老底，让大家想一想既然过去如此，今后应该怎么办。我的具体做法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西方哲学史，寻找他们胜过我们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关键所在。以往我只做翻译，想以译文使中国人多见到一点西方人的思想特点。那篇文章原来只是与同学的谈话，有人要求我发表，才写成文字的。其目的还是指出西方思想特有的、中国人所忽视的一个最大关键。这才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它能引起大家注意，用大家的力量来进一步开拓。”我相信这就是王先生晚年的心愿。为此他不顾年高体弱，笔耕不辍。一年之后，王先生不幸离世。因为王先生生前向我交待过他的心愿，加上我意识到它同时也是我国老一辈学人的共同心愿，所以在王先生去世以后，我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看成仿佛是在执行他的遗愿。本书的出版也就成了对王先生的一个纪念。在与王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我和他（进而也与其他西方哲学研译者）虽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但所关注的重心并不一样。王先生是哲学翻译家，关心的重点是应该译为什么。我是哲学爱好者，关心的重点是在汉语中应如何理解。1999年春，我收到汪先生寄来的、他与王先生合作的《关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征求意见稿”。仔细研读之后，我有这样的意见：翻译不成问题，问题不在翻译，而在于我们把being翻译成“是”以后，这个“是”在中文里应如何理解？我越是相信汪先生和王先生他们从文字翻译角度所做的考证没有问题，就越是感到剩下来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中文语境里如何理解这个“是”。1999年8月我到北大畅春园拜访王先生，当面向他请教他重新翻译的“它是”和“我是”该如何理解。尽管我的外文水平有限，王先生联系西文所作的翻译解释我还是能够听懂的。可是我的问题不是这样译在西文中的根据，而是它在中文里如何理解。记得我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说“我是”，可是我是什么呢？王先生解释：“我”不是“什么”，“我是”只表示“我在起作用”，“是”就是“起作用”或“能够”的意思。“它是”也是这样，表示“它在起作用”。老实说，王先生的这种解释仍不能消除我心中的困惑。我的困惑是：“我在起作用”为什么要说成“我是”？“它在起作用”为什么要说成“它是”？难道这仅仅是西方人的一种用词习惯，仅仅是西语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与哲学思想没有关系？正是这些近乎幼稚和执拗的问题，一直推动着我往下思考。我慢慢明确了自己在这场争鸣中的立场。我赞成王先生关于“是”的译法，但是强调这个“是”在中文里的可理解性。然而我的这种强调并不是要以“是”在汉语里不好理解为由来反对这种译法，而是要在汉语中找到理解这个“是”的方式方法。汉语里并不缺少“是”字，这个“是”在现代汉语中的功能与西文to be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问题只在于这个“是”为什么会成为哲学思考的主题？会有西方哲学家所说的那些形而上学意义？这个问题一直是我思考的重点，也是我与译界同仁所虑不同的地方。所以，多年来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Being在汉语里应如何翻译，对我来说变成了“是”在中文里应如何理解的问题。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Being的汉译所引发的问题一再被人提起，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许多人承认译“是”更合理，并想通过变换译名解决问题，但是所有的努力和尝试都因为“是”在中文里无法理解而止步、而折回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等于走到了绝壁的跟前。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在没有路的地方是否还有路可寻？事实上倒是摆着两条路了。第一条，退回原处，绕开问题，马上获得解脱。我试过，但没有做到。于是只剩下第二条路：抓住问题，深化难题，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我相信那折磨了好几代中国学人的问题，决不会是一个假问题。而联系动词“是”在西方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个“是”转到汉语中来以后就变得无法理解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问题有可能就出在我们自身的思想方式和理解能力上。现在回忆起来，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沿着这个思路向前走了两步。第一步，把回避问题的态度改为正视问题，使得“是”在汉语里不好理解这件事本身变成一种可供我们利用的积极现象。同样的“是”，西方人觉得如何如何，我们却觉得不可理解，这不正好反映了中西哲学间的差异吗？我们的许多比较研究不就是要寻找这一类的差异吗？既然“是”在汉语中不能理解是由中西哲学的差异造成的，如果我们设法把它变得可以理解了，那岂不就等于穿越了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我们常讲的中西融合不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吗？这样解放思想、变换思路，原来理解西方哲学的障碍就变成了穿越中西差异的桥梁。于是所谓“是”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词对词的语言文字翻译问题，而变成了中国人借以理解西方哲学、进入西方哲学特殊思路的一道门径。既然语言文字翻译问题变成了哲学思想本身的理解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中文里的系词“是”也有西文to be的那些哲学意义，关键只在于我们能否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和理解问题，语言表达上的差异和困难事实上都是可以克服的。有了这一认识以后，再回到Being的汉语翻译问题上，就发现没有必要再把“是”的译法同其它几种译法对立起来。因而长期以来困扰着我们的两难选择——Being到底应该译“是”还是译“存在”的问题，也就变得不很重要甚至不存在了。相反，西方哲学中本来就有的那些问题，如系词与存在、本质、本体的关系，倒是可以依此途径获得顺利理解。第二步是对第一步的延伸。强调“是”的问题在中文里应如何理解，也就是根据汉语中系动词的表述功能来理解。这样理解若行得通，那就说明所谓“是”的问题不只是西方的，它同时也是中国的，且远大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存在问题。因此自1998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后，我便开始试着超出中西之别，将“是”的问题作为一般哲学问题来思考。我试图参照西方哲学，从汉语中“是”动词出发，逼问出它的各种哲学意义。这时发现汉语中的“是”作为系词与我们心目中的“哲学”有很大的距离。我用来缩短这个距离的方法，一是强调要按照西方哲学的固有思路来理解，二是强调要按照哲学思维的固有特点来理解。由此获得两个结果：“是”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之分；系词“是”所承担的不再是一般的语言或逻辑问题，而是典型的哲学或形而上学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在普通的联系动词和深奥的哲学问题之间发现的那种距离，也是一种可供我们利用的积极现象，原来这个距离正是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之间的差异所在。于是我们对系词“是”的哲学意义的研究，就成了从自然的思维态度进入到哲学思维之中的入口或通道。当我最终意识到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系词“是”的哲学意义时，有种峰回路转的感觉。该问题的意义即在于它可以为我们构成穿越中西差异和进入哲学思维这样两条重要的思想通道。我不能放下这项研究的原因也在这里。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客串到西方哲学领域，花去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时间，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该领域一个专业术语的汉语翻译问题。以上两点就是我所谓“是”的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当然有些想法在本书中尚未完全落实。本书只是我从汉语中系词“是”的表述功能出发来理解和讨论哲学或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初步尝试 。这种关于“是”的哲学研究，势必要大量涉及西方哲学的话题。但是它和一般的西方哲学研究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首先，一般西方哲学的研究往往只考虑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本来意义（这样作完全是必要的，而且应该成为本研究的基础），本研究则致力于如何跨越中西哲学、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为此，本研究不仅要着重考虑“是”作为哲学问题在中文里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还要设法将这种理解生长在汉语的叙述结构上，以便将这种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引入到汉语表达系统中，使之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种哲学思考方式。其次，这个“是”既然是我们中国人在接受和理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那么它就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专业领域内部的纯学术问题，而应该与当代中国几大哲学话语系统同时发生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没有把问题仅仅局限在西方哲学专业领域内部，而是将其推广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解，并就一些基本的元哲学问题初步探讨了在中、西、马三大话语系统之间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可能性。本书从1993年开始酝酿，1995年确定选题，1998年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1999年开始修改论文，并列入2000年的出版计划。不料这一修改竟变成了重新研究的过程，转眼又是四个年头，到2002年9月才正式向出版社交稿。本书虽然是长期思索的结果，但其写作并不是一气呵成的，甚至书中各部分的成稿时间与各章节的编排顺序也不完全一样。因此有必要在此就各章的成稿过程、写作意图和前后思路变化作一简单交待。按成稿时间和写作思路来划分，全书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章为第一部分，成稿时间是2000年春夏。其中第一章基本上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章主要阐述问题的来源和研究的意图。第二章大部分内容是重写的，思路也较前作了调整，不再把“是”的译法同其它几种译法并列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中文的“是”也有西文to be的那些哲学意义。为直观起见，还在各节的小标题上把这些意义尽量标画出来。第三章完全是重新写的。我试图通过回顾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追溯为什么中国学者在接受和理解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总是力图避免谈到我们当下语言实践中的“是”。正是通过这种追问，才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一般所说的语言习惯上，而在思想习惯即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上；而要克服或者超越这个差异，恰恰需要我们直面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是”，从这个不合汉语思维习惯的“是”动词入手。总的说来，这三章都是围绕着中西哲学的差异来做文章的。由于成稿于三年前，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已有所改变。要是现在重写这些内容，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如果那样，这本书就永远不能出版了。为忠实于本书的实际研究过程，此次出版我有意让这三章的内容保留着三年前成稿时的原样，除少数几处删节外基本上未作大的改动。如果说本书前三章着重强调了西方哲学的基础范畴和基本原理应该从“是”的角度去理解，那么接下来的四、五两章则试图具体说明这个“是”作为哲学思考的主题在中文里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第四章的主题是博士论文中原来就有的，不过现在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原来只在一个小节中提到“是”的二重性含义，关于哲学和科学的区分也仅限于用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现在出版的内容对此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论述。第五章进一步把这种是和是者的区分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引入到哲学内部，追溯西方本体论哲学从古希腊到现当代发展的历史线索。按照这种解释模式，西方哲学围绕“是”的问题，先后发展出了传统本体论、近代辩证法和当代现象学三大理论形态。因而所谓“是”的哲学研究，并不是单指传统本体论一种形式。尽管前三章和四、五两章在逻辑上是连贯的，读者仍可能感觉到前后两部分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它们的成稿时间不同造成的。前三章成稿于2000年春夏，后两章的成稿时间则是2001年春（第四章）和2002年夏（第五章），因此某些想法又较前三章有所变化或叫深入，思想和论述也更加自由和熟练一些。这也是我把这两章看作全书中另一个相对独立部分的原因。最后四章更有理由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因为这四章不是接着前五章的思路往下写的。成稿时间则早于四、五两章，是2002年春夏的事。缘起于1998年夏天我拜访王先生所引发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它是”和“我是”这类命题的哲学意义。我不认为王先生主张的这种译法因为在汉语里显得有些不像“话”而应该加以轻视，而认为这类按照常识讲不通的“话”肯定与哲学的本性有关，因而应该从哲学思维的独特性上去理解。2000年春读《存在与时间》的修订译本，从陈嘉映教授的“译名讨论”中获得启发，觉得通过区分“是”的普通用法和哲学用法，即可切近西方哲学的原始思路，顺利理解上述命题的哲学意义。2001年春形成初步思路，碰巧北京大学杨适教授约我参加有关原创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我准备以此为题向会议提供一篇论文。后因故未能参加这次会议，文章也未写成。到2002年1月才着手写这篇文章。又碰巧当年5月上海有个关于马克思本体论的学术会议，于是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带到会上。会后因想发点单篇文章，我按一般杂志的载文要求，把这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分解为三篇独立的文章。还根据会上的发言提纲改写出第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本来都是供杂志使用的。考虑到它们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并入本书之中。原打算把它们作为附录，考虑到这样的附录有些倚重，于是作为正文的后四章。这四章与前五章只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如从章节目录上看到的），在思路上则是不连贯的。正因为这样，内容上的少量重复也在所难免。本书从酝酿到出版，前后花去我整整十年时间。其间自然要放弃许多唾手可得的东西。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有一种自我对比。当我只能在抽屉里偷偷自学哲学的时候，曾有一个心愿：倘有机会专门搞哲学，我将别无他求。我相信许多抱怨文革年代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好的人，都会有过类似的想法。如今环境和条件差不多都有了，就看我们是否愿意兑现自己的心愿。因为如今的时代不同于以往，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太多的诱惑。可是真理本身毕竟也是一种诱惑。我的选择不过是出于对哲学这份职业的敬重。本书纯属探索性研究，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走。种种学术观点，不求赞同，但求理解。既为探索，就难保万全，甚至顾此失彼、漏洞百出都有可能。这些笔者都有思想准备，并诚望得到行家指教。本书从酝酿到出版，得到许多师友和同行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出版环节，尤其要感谢责任编辑陶佳珞同志，因为本书在文字表达方面的某些特殊性，给她额外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萧 诗 美2002年9月6日初记2003年6月8日重识目 录作者自序第一章 Being的汉译困难与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第1节 Being在汉语翻译中所遇到的困难第2节 Being应当译之为“是”的基本依据第3节 是和是者、名词之是和动词之是第4节 “是”的译法事关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第5节 从“是”的角度回看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第二章 系词是的诸种哲学和形而上学意义第1节 中文“是”也有西文to be的那些哲学意义第2节 “有”与“是”的差异第3节 “存在”=“X是”，但“X是”≠“X存在”第4节 “实体”=“S是”，“第一实体”=“这是”第5节 “本质”=“那是什么”或“是其所是”第6节 “本体”非“是”莫属第三章 中国哲学家接受和理解西方是论的方式第1节 “是”与金岳霖道论中的“道”第2节 “是”与冯友兰新理学之“理”第3节 “是”与心性学家的“心”第4节 “是”与唯物论者的“物”第5节 “是”与“实事求是”第6节 教西方哲学说汉语，让西方哲学中国化第四章 是的二重性含义与哲学和科学的区分第1节 “是”的行为贯穿在人的一切活动中第2节 凡物莫不为是者，不是者等于无第3节 是者的是：人同世界的对象性关系第4节 是和是者的区分：“是本身”和“是什么”第5节 哲学（本体论）的问题：是者为什么是？第6节 哲学与一般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第五章 是的问题：从“是什么”到“如何是”第1节 是本身等于什么也不是的无第2节 传统本体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困境第3节 是的问题方式：是本身怎么是？第4节 “是什么”与“怎么是”的对比关系第5节 现代本体论：即本体，即方法第6节 否定本体论：自由和价值的起源第六章 “是”的哲学用法和哲学命题结构第1节 系词“是”的普通用法和哲学用法第2节 “是”的哲学优于其存在理解第3节 对哲学命题“甲是”的意义诠释第4节 同一命题“甲是甲”的哲学意义第5节 哲学命题的结构：“甲如何是甲”第七章 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转向第1节 “它是”与“我是”的来源和意义第2节 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第3节 康德的“物自体”和“先验对象”第4节 笛卡尔的“我是”和主体性转向第5节 康德的“我自身”和“先验自我”第6节 费希特的“我是”和“自我意识”第八章 黑格尔的思辨是学——辩证本体论第1节 “绝对”即是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是”第2节 命题的辩证运动：主词“发展出”宾词第3节 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第4节 否定性辩证法：“是”的充实化和对象化第5节 概念的自行展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6节 真理和方法：是者是其所是的过程和方式第九章 对马克思感性存在论的几点论证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一、汪子嵩先生给作者的信一封二、王太庆先生给作者的信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