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校长李达先生亲手重建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已进入不惑之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作为一个系龄还不满40的迟到者，以未赶上那重建的创举而遗憾，但命运早已把我与武大哲学系联系在一起了。抚今忆昔，感慨万千，仅以贯彻“高教60条”前后的片断回忆，作为110周年系庆的纪念。

一、突如其来的调动

我195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不久，被借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班，兼作一些贺麟先生、洪谦先生主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工作。后来虽然回到外哲史教研室，却还没有来得及讲授一堂外哲史的课。 ·

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暴刚过，我又随北大哲学系教师下放到清水劳动锻炼，直到1959年初夏才回到北大。可以说，还来不及拍去身上的泥土，就得到了领导要调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时间使我陷人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我的妻子正面临大学毕业，由于武汉地区没有分配名额而无法同行；老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女儿尚不满周岁，放在托儿所全托。更重要的是，我毫无西哲史的教学经验，怎能挑起重担？最令我不安的是，据悉武大急于向北大要人，是因为陈修斋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受牵连，已被撤除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只能“内控使用”，被迫停止上课。在这种情况下去武大，岂不是乘人之危？我又如何与他相处呢？如此种种，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我找到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主任、我的老师郑昕先生，他听到我的诉说后迟疑了好一阵，只反问了我一句：“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怎么办?”我这就完全明白了，既定的调动是根本不能改变的。我的另外两位老师贺麟与洪谦先生虽内心同情也无能为力，他们真诚的规劝倒是拨开了我心里的疑云，他们都说修斋先生为人正派，生性耿直，有话总要说出来，不是那种心口不一的人，是很好相处的。当时的副主任邓艾民先生针对我教学准备不足的顾虑，一方面肯定我有扎实的基础，组织上是认真考虑过的，在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后，他还不无好意地说，到了那里，还是可以多多依靠陈修斋嘛！先生们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一些信心。同时，曾在北大哲学系进修过的萧萐父先生正在青岛开会专程赶到北大向我热情地表达了武大校、系领导及哲学史教研室同行对我的欢迎，也给我增添了一些勇气。至于家庭的困难只有我自己来克服了，好在我的妻子肖静宁奋发努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医学院生理学研究生，这样，团聚的日子指“年”可待。国庆节后，我扶着老母，抱着女儿，告别了我生活、学习、工作十余年的红楼和燕园，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在武昌火车站迎接的人中，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陈修斋先生，他的儒雅风度依然如故，只是面孔显得更为清瘦和苍白。他的真诚的目光在我们默默握手时似乎是在说什么。我稍事安顿，就急于去看望他，他劈头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是你来，我的心就放下来了!”这句话的分量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眼眶不禁湿润了，这是只有对一个有着生死之交的老朋友才可能有的信赖啊！我向他坦露了调动以来的种种心曲，真心表达了在业务上向他学习，得到他的指教和共同挑起工作重担的愿望。他也披肝沥胆地谈到他的种种遭遇。这是我与陈先生相识后的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为有他这样的良师益友而庆幸，数月来我那颗因调动而焦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我们之间以后30多年的风雨同舟、挑灯切磋、相濡以沫的莫逆之交，就这样开始了。

我初来武汉，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还没有感到的一些生活困难在这里就尖锐地摆出来了，例如，孩子还那么小，既订不到牛奶，也买不到奶粉，怎么办？这时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来看望我，体察到了这一情况，竟把他订的牛奶让给了我，直到订上为止。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几十年过去了，我总也不能忘记，因为它凝结着志宏同志作为一个领导对我的关怀，其他还有住房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萐父同志当时代理教研室主任，他的家室也未调来，却上上下下为我奔忙，教研室其他同志也都伸出热情的手，帮这帮那，一种集体的温暖使我忘掉一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很快就全力投入了工作。

我几乎是一放下行装就走上了讲台，这是为重建后的哲学系第一届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何况，我又刚被宣布为外国哲学史教学小组组长，那履薄临深的心情可不平常！第一堂课下来，关怀备至和善解人意的萐父同志当即热情地对我说：“老杨，打响了，同学们很满意。”有了学生的支持与鼓励，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兢兢业业地、满怀信心地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教学任务。

学期结束后，我愉快地邀请单身在校的教学小组的同志来家共度除夕，迎接新春，畅谈今后的打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迎来的不是明媚的春天，而是胜似严冬的持续倒春寒。1960年，一场“破字当头”的“教学革命”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其中心任务是师生共同编写哲学史教材，课上不了，原本任命的编书小组组长萐父同志被拉下了马，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教研室的正常工作停顿了……这初到珞珈山的春寒袭击又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

二、在教学中集体成长

1960年底，春风终于从岭南悄悄地吹到了珞珈山，系里非正式地传达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一个重要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接着，强劲的东风又从北京越过武胜关吹到了东湖之滨，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制定的“高教60条”公布了，这是国务院整顿高校秩序、发展高教事业的工作法规与根本保证。人们奔走相告，心头冻成冰凌的春寒开始融化，新的希望与信心又在冉冉升起。

在学习讨论“高教60条”的过程中，这时被正式任命为哲学系主任、还兼着总支书记的余志宏先生亲临教研室，代表领导和组织，实事求是地检讨了“教学革命”打乱教学秩序、违背教学规律的种种失误，诚恳地向受到冲击的同志们致歉；同时提出了教研室如何贯彻60条的16字方针，即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团结进取，共同创业；并且宣布了学校任命萧萐父同志为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我为副主任的决定。萐父同志在同我商讨中，又提出了一些更为全面具体的要求：在教学中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论结合”和“古今结合”的方向；在治学中认真学习与钻研两种原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哲学史上哲学家的代表著作；把“通”(他比喻为“藤”)与“专”(他比喻为“瓜”)结合起来，在教研室内提倡发挥各人的所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开拓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从外哲史小组的实际出发，强调自己教学准备不足，建议仍由陈先生主讲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这一在当时看来是相当大胆的设想，得到了教研室与系领导赞同、认可与支持。一年后，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再次建议由陈先生从古代一直讲到近代西欧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我主讲德国古典哲学，同时我们两人分别负责指导较年轻教师的业务提高，以一种近似师徒的关系帮助他们提高外语水平，搞好西哲史课程的“习明纳尔”(课堂讨论)，并穿插式地有计划地进行培养性讲课。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到哲学系重新恢复招生时，外国哲学史教学小组只剩下我与陈先生，别无他人了。致使这种适用于60年代初整顿教学秩序的工作格局，不得不继续保持到了80年代初，即一年的课，陈先生讲上学期，我讲下学期，我们这一对“老搭档”就这样历史地形成了。

陈先生虽然在政治上蒙受委屈，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甚至还随时可能遭到不点名的批判，但对这一切他都以一个学者的胸怀而处之泰然，毫不计较地承担分配给他的任务，认真教学培养年轻教师。作为我的师长与朋友，他总是十分默契地配合教研室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与指导，我的一切是不可设想的。陈先生讲课深受同学欢迎，他那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的节奏，明白易懂的语言，庖丁解牛的大师手法，将哲学史上极为困难的哲学体系(如亚里土多德哲学体系)，精缕细分，条理分明地呈现在全神贯注的同学面前。在讲完上学期的课后，他总是不无幽默地说，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和困惑及其出路的问题，就交给下学期的杨祖陶老师去解决啦。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启发同学把上、下学期的课程联系起来了。

我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深为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光辉论述所吸引，决心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去编写一部有特色的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材。我这一想法立即得到系领导余志宏主任、教研室主任萧萐父同志的大力赞许与支持，这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由于时间紧迫，我只好日夜兼程，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铅印发给学生使用。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连一张普通稿纸都难以得到，而印刷厂能这样大开绿灯，打破常规为教学服务，不厌其烦地来几张印几张，期末又要把发出去的散页收集起来装订成册，这样的事没有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不过这样一来，同学们终于有了一本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材了。他们捧着这本讲义时的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感叹之情，至今仍鲜明地藏在我的心底。这部用劣质的纸张印成的讲义，留下了我探究德国古典哲学学术生涯的一个深深的脚印。

贯彻60条要求我们高质量地完成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它绝不是一两个人包办得了的，而是一个包含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就要靠大家齐心协力来办。在按照既定设想实施这项工程中，年长的（陈先生最年长也不过40出头）注意培养年轻的，年轻的注意虚心向年长的学习，取长补短，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这样的教学实践中，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水平都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几位年轻的教师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明显提高。在陈先生被借到北京主持编译《资产阶级哲学选辑》，我下乡参加“四清”的期间里，都能独立进行有关部分课程的讲授了。

系领导与校领导有关部门注意到了我们教学小组的作法和取得的成绩，要求我们认真总结师资培养和提高方面的经验。经过教学小组的多次讨论和梳理，我们写出了“在教学中集体成长”的总结报告。不久，我与经济系的曾启贤先生在何定华副校长带领下，代表武大出席了省高教厅召开的高校师资培养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由高教部副部长刘西尧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以后，《光明日报》又对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教学实践中促进科研发展和教师成长的情况作了专门报导。我是接到远在青岛的大哥的来信才得知此事的，我为此反而深深不安。令人意外的是，极难提笔的郑昕先生见报后破天荒地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提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说真的，这些并没有给我带来兴奋与喜悦，更多的是惶恐。现在回忆起来，我个人在成绩面前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但它的确是在各级领导认真落实60条的形势下结出的一个沉甸甸的果实，忘不掉的是高教60条。

60条的贯彻，犹如一艘航船经过激流险滩驶入相对平静的港湾，人们心情舒展，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在萐父同志倡议下每年春节都要带上老小共游东湖，领略湖光山色，流连忘返，至今我还珍藏着当时的照片。

三、在“双百方针”下繁荣学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艺和学术的根本方针。“高教60条”重申了这个最能拨动知识分子心弦的方针。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省委宣传部在洪山宾馆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我校由我、历史系彭雨新先生、武大党委宣传部王熙纯同志前往参加。在“双百方针”的阳光雨露照耀与滋润下，武大校园百花含苞待放，百鸟引颈欲鸣，珞珈山上一派盎然生机。

我们教研室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反复的学习与讨论，逐渐在萐父同志倡导的基础上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达到共识。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特色，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而紧紧抓住哲学史方法论这个核心则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最基本的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同本领域的专家权威争鸣。记得有一次，陈先生、萐父同志和我在一起谈到国内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时，针对种种简单化作法（满足于贴阶级标签和戴唯心唯物帽子等）导致哲学史内容极为贫乏的现状，深感要在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大突破，即把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和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遭到否定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我和萐父同志一致推举陈先生写篇文章来阐发这个观点。陈先生以其立马可待的文思和手笔，很快写出和发表了《以阶级分析为核心，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逻辑分析正确结合起来——略谈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专论。当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这是哲学史界的一件大事，冯先生这本书以及他的一些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它就不仅成了我们学习、从中汲取教益的著作，而且也直接间接地成了我们与之争鸣的对象。如陈先生当时就发表了《也谈哲学史工作中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萐父同志早就写过不少有关哲学史方法的论文，这时更是身先士卒，连续发表了《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问题》、《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等论文。在这个形势下，看来我也不能不“鸣”一下了。经过反复学习、思考与探索，我也写了一篇同冯友兰先生商榷的文章《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兰先生< 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详尽地讨论了四大问题：唯心唯物的对立；唯心唯物相互依存；唯心唯物相互转化；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等。这篇长达37000多字的专论被《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作为首篇全文发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由当时学报的编委刘绶松教授审阅和推荐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这篇长文的意义也许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打上时代和传统烙印的哲学史研究者不那么自觉地企图依靠唯物辩证法来突破当时盛行的“左”的教条主义罗网的一种努力与挣扎。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为武大中外哲学史重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百家争鸣也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也好，最终必须落实在具体的哲学史研究成果上。在这方面，陈先生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应约为三联书店准备出版的一套“知识丛书”撰写一本《莱布尼茨》，当我和萐父同志知道后，就力促他把莱布尼茨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以之作为武大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独领风骚的特色。陈先生如期送去了书稿。虽然这套丛书始终未能出版，但他锲而不舍，继续深入研究，发表了《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问题》等学术论文，为他后来对莱布尼茨以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卓有成效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基础。 ．

这时，湖北省哲学学会准备在1963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李达是学会会长，余志宏是副会长，哲学史分会的会长是萧萐父，副会长是我。志宏先生与萐父同志以不容我推辞的口气要我为年会撰写一篇讨论主题的论文，提出在哲学史研究中如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继承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事业”（列宁语），唯物辨证地研究以往的哲学史。这对我可是一个太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考虑，我对编写德国古典哲学教材的思路进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在此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赶写了一篇5万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当时全力以赴甚至顾不上和寒假从北京回来的妻子多说一句话。文章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和描述了列宁所说的“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莫、康德）”这个哲学圆圈运动。此文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于：研究哲学史的最本质的任务应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探索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逻辑进程。在年会的分会上，萐父同志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法作了精辟的、独到的、很有意义的学术报告。至于我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却在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赞成者、反对者和存疑者的各种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讨论。这场“争鸣”使我受益匪浅，那生动的情景直到今天还是那么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久，社联主席彭展先生又在洪山宾馆召集各学会负责人商讨和确定往后的活动规划。萐父同志和我在会议期间商定中国哲学史以富有早期启蒙意义的明清之际哲学为研讨的重点，外国哲学史的重点则是德国古典哲学。尤为有意义的是，萐父同志向彭展先生建议，由湖北省社联和湖南省社联在湖南王船山家乡联合举办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的建议被采纳和确定下来了。萐父同志为筹备这次会议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出有份量的文章来。为此，他精心撰写了《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两篇新意迭出、极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萐父同志学养深厚，中西对比是他的治学原则之一。我记得他曾亲自上山，把《初探》的油印稿送到我手里，诚恳地要我仔细阅读，提出意见。他还组织全室同志对他和其他同志的论文进行讨论，在教研室内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活跃了学术空气。在湖南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极为成功，萐父同志的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的这些成果为进入80年代后他独树一帜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以来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可是，正当我们哲学史这只航船在港湾里刚刚修复好，船员们重新充实了航行的知识与技术，配备了罗盘和航海图，正要扬帆起航，驶向大海的时候，遇到了接踵而来的“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航船的厄运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的努力，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今天我们哲学史教研室已发展为中、外两个哲学史教研室，但我们共同对哲学史方法论情有独钟的重视和学术研究特有的模式与学风，可以说都是在贯彻“高教60条”那相对平静的时期形成的，并日益显示其持久的、强大的生命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18年的奋发开拓，中外哲学史教研室力量雄厚、特色突出、成果累累、英才辈出，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青年学者正活跃在国内、国际学术舞台上，这是值得欣慰的。

1996年国庆节于珞珈山麓

(本文作者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