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宏同志于1972年10月含冤去逝。1980年10月武汉大学党委终于为他平反昭雪，在体育馆开了追悼会。王首道、曹瑛、杨献珍及他的其他师友、学生和许多单位发来唁电、唁函．一百多幅饱含深情的挽联、挽诗、挽词挂满了会场四壁。特别是他搞地下工作时的战友、武大的一批名教授及“文革”时期与他一道受迫害、共患难的同志写的挽联，尤为瞩目感人。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挽联写道：“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召大力；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韩德培教授为能充分表达他的敬佩与怀念之情，在一块宽大白布上写挽联两幅，其一是：“十年浩劫，沦海横流识肝胆；天日重光，大江东去怀英灵。”陈修斋教授的挽联字宇溢真情：“谆谆良言，诲人不倦．常思沥胆披肝．言犹在耳；铮铮铁骨，对敌无畏，每念高见亮节，泣下沾襟。”哲学系重建后第一届毕业生张儒义等三人写的挽联足：“建新系，育人才，日夜操劳，忠于我党教育事业；顶恶浪，显真金，浩气正然，不愧马列思想尖兵!”随他一起受迫害一些同志，用后来分属的不同工作集体的名义写挽联，其中《李达文集》编辑组写的挽联是：“功臣竟作罪囚，愤当时云暗神州，翘首问穹苍，几疑青史凭谁定?谗口难销铁骨，庆此际春回大地．临风怀亮节，始信真诠不我欺!”中、外哲学史教研室联合写的挽诗是：“少年忧国觅吴钩，革命何曾怕断头。虎穴英风摧敌垒，鹤门化雨润新畴。难忘为党分忧意，甘作迎霜硬骨囚。怒斥‘三家’虚构案，长留碧血耿千秋。”可惜不能把那些挽联都抄录。80岁高龄的湖南省副省长和湖南其他担任党政要职的老同志从长沙赶来参加追悼会，武汉市和武大参加追悼会的大多数人不是因接到通知而是深感自己不参加心就不安宁而来的，正是这大批带着满腔悲愤和深切怀念的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很多人泣不成声，嚎啕大哭。这种气氛感染了学生，追悼会结束后，他们成群地涌到会场默念和抄录挽联、挽诗、挽词。85年12月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载有余志宏传。编者把余志宏传与谢觉哉、吉鸿昌、南汉辰等人的传记编辑在同一卷。有位职务比余志宏高、资历很老的同志说：“在党史上立传不易，说明他有重大独特贡献?我就不够格在党史上写传。”

为纪念湖南和平解放40周年，长沙电视台和黑龙江电视台联合摄制了《湖南和平起义》10集电视连续剧。作为中共沏南省工委策反组组长，为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作出重要贡献的余志宏，自然成为这部用真人真事摄制的电视剧的重要人物。刚30出头的青年余志宏和年逾古稀的国民党元老程潜、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及他们周围的人秘密接谈，风险很大。因为当时湖南局势复杂混乱，程、陈虽有和平起义的想法，但顾虑重重。程潜的社会影响大．但控制的武装力量不多；陈明仁握有重兵，但当时属于白崇禧的部下，受白制约，难于与程潜公开合作．蒋介石又控制湖南的特务系统，程、陈很难约束他们，白祟禧把兵力摆在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对湖南和程潜威协极大。其他反动势力的活动也很猖獗。余志宏在这种局面下进行策反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然而正是这种险恶环境，显示了余志宏的很大勇气和很高的才智，该电视剧再现了他人虎穴、闯龙潭、叱咤风云的英姿。

从不计较各人名利地位的余志宏，在仙冤死之后得到了广大师友的怀念和极高规格的哀荣。

呕心历血办哲学系

谈到余志宏的贡献，决不可忽视他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创办武大哲学系的具体贡献。

作为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余志宏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两年后，于1954年春分配到武汉大学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1956年，孪达校长要在武大重新创办哲学系，自兼系主任，需要余志宏协助，余志宏立即辞去校部职务，专任哲学系副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他未办完校部工作移交手续前，哲学系的党务由孟宪鸿主持)．1962年李达不再兼系主任，由余志宏接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在“文革”中横遭诬陷迫害不能继续工作。

新办哲学系最大的困难是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群的建设。这是两个必须联系起来解决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李达在办系之初就指出：我们要办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哲学系，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摆在突出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其他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他又强调办好系，教师是基本问题，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因此，解决教师问题是燃眉之急。为落实李达的这一指导思想，解决教师和学科建设问题，余志宏殚精竭虑。

在筹办哲学系时，只有李达亲自主持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三个青年人是搞哲学的。教师奇缺，只有设法从外面调来。为此，李达亲自去北京大学调人，他和余志宏又派盂宪鸿去北大争取和落实。经过努力，所能调到的教师和可分配来的毕业生，只有一部分当年能到位，直到1959年，从北大调的人才全部到位。这时师资少的困难虽有所缓解，但缺口仍很大，余志宏和哲学系党总支下决心于1959年从本系三年级学生中选送一些人去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班、逻辑学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去进修，又于1961牛和1962年从第一、二届毕业生中再留下一批人当教师，加上从其他渠道调来和分配来的人，哲学系的教师队伍到这时基本形成‘

教师有了基本队伍，如何发挥作用和继续提高，则使余志宏颇费苦心．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多，被伤害的人多。为调整关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余志宏作了大量工作。有位教师调来之前，1957年在原单位受了不公正对待，来校后余志宏发现他不但学术上很有成就，而目．为人正直，事业心强，就立即安排他上课，鼓励他发挥专长，还特意安排他去参加毛主席接见武汉知识界的大会。他的教学受到学生表扬，就在大会上宣读了表扬信，井在讲话中肯定他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他感动得热泪直流。另一位教师也在调来之前的1957年受到过委屈，余志宏了解到他人党多年，有才华，热情高，来系后就安排他任一个教研室主任，经常听取他的意见，鼓励他大胆抓工作。还有一位在学术界有影响的教师，1958年被拔“白旗”，给他平反前后，余志宏对他作了很多工作，耍他继续当教研室主任．劝他带研究生。但有人把他看作资产阶级教授，说什么“他当教研空主任就是资产阶级领导”。余志宏严肃批评了这种看法，要该教研室的党员尊重这位教师，让他充分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大量细致的工作，促进了教师的团结，推动大家奋发努力。

新建哲学系的特点之一，是青年教师多。余志宏和系党组织采取很多措施去培养提高他们。为建设好自然辩证法学科，他与系里其他负责人商量，决定要一位刚留校的年轻教师集中精力长期到理科去听课学习，使他较好地打下了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后来他成了自然辩证的教学和科研骨干。一位从北大分配来的青年教师，余志宏根据他的爱好和系里的需要，让他再到北大进修美学。1961年又派他去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直到该书编写完成。十年的努力，使他的美学研究功力扎实，“文革”后很快写出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多数教师不能脱离教学去进修，他便组织他们通过教学，自编教材和科研中去提高。

哲学教研室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重教学任务，也集中了较多的青年教师。余志宏要该教研室给他们压任务，每人每年都要独立承担一个课堂的教学，使之得到更多锻炼提高。他不仅注意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专业课教学和全校的公共哲学课的教学，又推动该教研室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和率先在全国开出毛主席哲学著作选读课。他自己承担了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授。这就更便于他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情况与教师们共同探讨课程建设中的问题。为了提高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余志宏针对林彪当时的一些谬论，指出：“在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时，要防止相对地贬低马克思和列宁。”“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大事，解决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不要生拉硬扯地去联系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不要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摘成庸人哲学！”

建系5年还没有我们系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这使余志宏很不安。1961年暑假，李达在庐山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要他把《社会学大纲》一书修订重新出版。李老立即写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余志宏，要余从教师和毕业生中调人作他的助手。余很决为他配备了助手，使他那个已挂牌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有了专职人员而成为实体。后来李老考虑《社会学大纲》是30年代的著作，修订再版也难适应现在的需要，决定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余志宏得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哲学系将会有李老亲自主持编写的高水平的哲学教材了，其助手们在李老的指导下也会得到很大提高。于是他不仅积极抓研究室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努力协助李老抓该书的编写工作．后来由于助手们在哲学，思想上受到“左”的影响，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与李老的意见不一致，编写工作遇到了困难。佘志宏和前任党委书记朱邵天一样，对助手们强调指出：“这是李老的书，你们应该按李老的意见写。”-1965年底，全书完稿印成样书，这就是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唯物辩证法大纲》。

余志宏对哲学史教研室的工作也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个教研室承担了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任务。有些受极“左”思想支配的人，对这个教研室不断有贬词，说他们搞的是封资修的东西，使他们受到很大压力。余志宏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给他们澄清是非，顶住压力，另一方面要他们不要被那些错误看法干扰自己的工作，要努力拿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研究成果。在李达、余志宏的关心和支持下，教中国哲学史的三位教师经过几年的奋斗，编写出近百万字的讲义。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教材，就是在那套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教外国哲学史的几个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加强对欧洲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对欧洲哲学的发展形成了自己富有特点的看法，在资料上、理论观点上为后来撰写出版的《欧洲哲学史》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余志宏任哲学系负责人的十年期间，哲学系在教学、科研、编写教材和教师的培养提高等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这些成绩是在“左”倾思潮不断干扰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其中，凝柴了余志宏默默奉献的一腔热忱和心力。

严于律己、朴实无华

余志宏为人光明磊落、待人诚恳，一身正气、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那个年代大话空话流行，他实实在在，埋头苦干，不迎合什么人说违心的话，干违心的事，也拒绝别人逢迎吹捧自己。一次一位教师吹捧他，他当即严肃批评说：“我们之间是同志关系，不能把同志关系变成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的庸俗关系!”他承担了繁重的行政和党务工作，但仍坚持亲自讲课，参加编教材和各教研室的教学科研活动。他子女多，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在湖南大学时已主动要求降低一级工资，到武大后学校为他定工资时，他又要求降一级，并对爱人说：“我们的工资已经够用了，许多同志还有困难，如果我每月少拿30元，就可以让六个工人每人提一级！”他的作法得到了爱人的理解和支持。三年困难时期，他身体虚弱，患有肝炎病，组织上给他一点营养补助费．并说明这是同级干部都有的，大家接受了，但他坚决谢绝。组织上按规定给他的“高干补助油”(每月一斤)和黄豆，他主动送给身体不好的教师、有病的友人和帮他带过孩子的保姆。他关心教师．主动为患病的教师申请补助，安排病重的教师到外地疗养。他还把学校按级别分给他的较宽的住房让给新调来的教师，自己却住在交通不便的“东山头”一套相当于讲师级别的住房里。那时学校安排各系的体力劳动次数较多，他每次带头参加并争干重活。1958年全系师生下放到红安时，他坚持与农民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为住户挑水。一次学犁田时弄断了犁铧，他自己跑到八里路的小镇上买来新的安上再学，这不仅使广大师生铭记在心，也使周围农民为之感动。

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余志宏也犯过一些错误。他作为基层党政负责人不可能不执行来自上面的“左”的路线、政策、指示； 他本人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不受“左”的影响；他也不可能不听到来自下面的以偏概全的“左”的汇报，弄得一时是非难辨而作出错的判断。因此，他不仅平时对一些同志作过过火的错误批评，而且对哲学系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的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负有这样或那样的责任。平心而论，他在犯这样的错误时，没有任何个人的挟私报复，不是要以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捞取名利地位，而是把错误当正确对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错误，也是时代悲剧。可贵的是当他一旦认识到错误，就作出严格的自我批评，毫不掩饰，不敷衍，不推卸责任。1961年甄别平反时，他在全系群众大会上公开作了深刻检讨，诚恳地向受过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会后又一一登门拜访，促膝谈心．听取批评。尽管有许多错误的批判是别的人组织的，但他也承担了责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现在我们党有困难，我们党员要为党分忧啊!我是系里的负责人，你们有意见就批评我，千万不要相互有意见，希望大家放下包袱，团结起来共同创业!”

为了防止重犯错误，余志宏又在1861年7月的一个报告中把过去的错误提到理论政策上加以分析。他指出：“我们过去运动搞得多，把大搞群众运动和走群众路线混为一谈，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淆了。”“所犯错误主要是政策界限不消，方式方法不对，在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又说：“白专道路是一个不确切的说法。今后不准再用它作为批判人的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称现在应该取消，知识分子是自己人，决不能把同志搞臭。”“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他宣布今后要“解除警报”，让大家“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笑口常开”、“共同创业”。他的态度受到广大师生欢迎，为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造成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有位教师回忆说：“那段时间(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情况可用八个字概括：生活困难，心情舒畅！”后来余志宏又为保持这种使人心情舒畅的宽松环境尽了极大的努力。1963年，有人想用一个学生向党交心时谈的思想，将其当成“反革命”处理，被余志宏制止了，要党支部对他做耐心的思想工作，还亲自找他谈话；帮助他提高认识，鼓励他进步。这个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表现好，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1980年10月，他给余志宏追悼会发来的唁信，实际是篇诚挚祭文，对余志宏表示了深切的崇敬和感激。1964年，又有人想利用一位教师向党交心时谈的思想，将其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判斗争，余志宏认为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坚决反对，亲自每周找这个教师谈一次话，又组织小型座谈会，用讨论方法对其进行帮助。使这位教师很感动。余志宏坚持思想问题用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但在“左”倾错误不断升级的大环境中，这种作法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1964年以后，有些人不仅要批判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师，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余志宏。他们硬说纠正1988年的错误是“向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甄别平反和落实政策是“向资产阶级投降”。1961年以后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想利用“四清”的机会把哲学系打成“反革命两面政权”。面对这种攻击，余志宏没有退缩，他理直气壮地一一进行了反驳。但谁也没料到，一场全国性的巨大风暴很快到来，余志宏和许许多多人将面临极严峻的考验!

武大的“文化革命”一开始，余志宏就被打成“武大三家村黑帮于将”、“走资派”、“叛徒”、“特务”，后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受到了无休止的残酷的大会、小会批判斗争和单身牢房的刑讯逼供。他的肠癌扩散转移到胃后，走路都困难了，还强迫他劳动，不准治病，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天，仍在逼他交待所谓问题。但余志宏是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始终坚强不屈、昂首以待。在批判他的大会上，有人批判他“包庇牛鬼蛇神”，他义正严词申辩说：“我是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没有包庇什么牛鬼蛇神!”在高压下他没有把过去做得对的说成错误的，也没有把错误的翻转过来说成对的。他当时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受冤屈的其他同志的命运。他曾对人说：“他们要整死我，我不能死。我是哲学系的负责人，我有责任为里冤屈的同志说话!”有人批判他说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是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坚决拒绝这种批判。他说；“我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适用的，但并不是简单地分成正确与错误，毛泽东思想可以分成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从认识过程看，毛主席也会有主观不符合客观的错误，这并不否认毛主席的伟大。”“承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可一分为二，不是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是坚持辩证法，科学地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他过去讲过的观点。面对这种无法反驳的回答，批判他的人只能以虚张声势、呼打倒他的口号的方式去对待他。一些老同志称赞余志宏是“坚持真理楷模”，逆风中的不倒松”，“烈火真金凝党性，浩气丹心难侮！”余志宏坚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生的言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在囚室中写下40多首感人肺腑的诗词，反映出他的坦荡胸怀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写道：“唯有忠心存大节，却无罪史厚畸躬。细流曲折归江海，不问浮沉总向东。”“革命何曾反革命，是非信有唯物论。心中无鬼仰天笑，帽子何妨都戴尽。”“瘦几许，又何妨?不经霜雪不问香！”直到临终的前夕，他想到的是党、是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对真理、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预言在中国横行一时的“四人帮”之类的妖魔很快会被激怒了的人民群众所埋葬．他写道：“幽谷林深听鸟呜，一身潇洒等轻尘。丹心夜夜对明月，未计生前死后名。”“ 创业艰难守业难，大同路上战犹酣。道高自有回天法，魔狡空悲好梦残。真理常青光闪耀，群情一怒力无边。唯得虎气压猴气，识得自由与必然。”这些诗词至今读起来都催人泪下，激人奋进!

武汉大学哲学系今天的新局面，是与它重建以来的第一个十年打下的基础相联系的。现在纪念哲学系重建40周年，我们自然首先会想到哲学系的重建人和为办好哲学系艰苦奋斗了十年、最后付出生命代价的李达同志和余志宏同志。恰好今年又是李达同志逝世30周年，余志宏同志诞辰80周年，我们的纪念，就要继承他们的遗愿，深刻总结哲学系这40年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把哲学系办得更好，争创出一流成就来。

(本文作者为哲学系56级学生，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已退休)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